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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黄天荡”之“闽人王某”小考
2018-07-16 (阅读次数:15)

(来源:《福建日报》 2018年7月16日 第10版)

谢海潮

    连环画《说岳全传》之“黄天荡”,几成“70后”儿时的集体记忆。然其事实原委播传人口,难免因走样变形而近乎传讹。及长,犹有同事带着一脸“坏笑”说:在黄天荡助金兀朮凿通老鹳河故道远遁者,为福建一渔翁。

    当时亦感纳闷:一福建渔翁何以不惮劬劳,远赴南京附近的内河打鱼作甚,居然还不会人地两疏,当起了“带路党”?殊不可解!近来求证于书,愈觉此事大有商榷余地,试为一辨。

    黄天荡“献谋”

    黄天荡一战,本身就言人人殊,想要勾勒大概的轮廓尚属不易。所幸杨倩描、周宝珠诸位先生考证甚为精当,且战事争议非本文讨论主旨,在此只需厘清所谓“闽人”跟此战有何关联即可。

    宋高宗建炎三年(1129年)冬,金兵分两路渡过长江。建炎四年(1130年)春,兀朮退兵,由于掠夺财物太多,“以辎重不可遵陆”,只得沿浙西运河北撤,水陆并行,拟由镇江出运河渡长江北返。事先屯兵镇江焦山的韩世忠,“以江船凿沉于闸口,拒金人之出”。

    据杨倩描《宋金镇江“金山大战”考实》所述,三月十七日夜,金军船队趁东北风大起、宋军麻痹大意,“别开一河出江”。韩世忠发觉后,率水军尾随追击,迫使金船改道西上前往建康(今南京),从而将之逼入黄天荡(在今南京东北八十里处)。

    记载宋金交战的文献中,“黄天荡”一名初见于《韩蕲王神道碑》(作于1176年)。杨倩描认为,所谓宋金黄天荡之战,应包含三次战斗,即镇江之战(金山大战)、“黄天荡之战”、建康之战。多数史籍将三战混记一起,以至时间、地点、战斗顺序混乱不堪,矛盾百出。综合周宝珠、杨倩描的论文分析,金船出镇江、黄天荡、建康,开河至少三处,在此不赘。

    无论开河几处,从较早述及金兵渡江的孙觌《韩世忠墓志铭》、建阳人熊克《中兴小纪》,后出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,乃至现存最早的南京地方志《景定建康志》,其卷十九“山川志三·河港”及卷三十八“武卫志一·江防”,但凡涉及金兵凿渠一事,如“一夕濳凿小河自建康城外属之江以通漕渠”等处,哪有“闽”或“福建”的字眼?“渔翁”亦未有见。所谓“福建渔翁”,或是将明清世情小说《金屋梦》中被掳金营的“闽人”“乡(向)导官”记混了吧?

    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再详尽,也就多了“或献谋于金人”六字,连“土人”“士人”都不提。献谋开河的“闽人”,真是“莫须有”三字!

    “闽人王某”所出

    韩世忠艨艟大舰为海船,金人舟小。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提及兀朮募人献破海舟策,“闽人王某者,教其舟中载土,平板铺之,穴船板以棹桨(摇桨),风息则出江,有风则勿出。海舟无风,不可动也”。《宋史》入列煌煌二十四史,“闽人王某”献破海舟策一说似可信服。事当在建康之战。

    然元人“手懒”,所修《宋史》以旧有宋朝国史为底本,参考了徐梦莘等私家撰述,略加编次而成,所以大可跳过,径直从宋人的原始记录中溯源。今查“闽人献策”较早出处,只能找到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两部私史。

    《要录》卷三十二云:“有福州人王某侨居建康,教金人于舟中载土,以平板铺之,穴船板以棹桨,俟风息则出江,有风则勿出。海舟无风,不可动也。以火箭射其箬篷,则不攻自破矣。”在此可知,“闽人王某”原系侨居建康的福州人;较之《宋史》,破海舟策还多了火箭火攻一计。

    《会编》卷一百三十八则云:“有福州百姓姓王人,侨居建康开米铺为生,见榜有希赏之心,乃教兀朮于舟中载土,以平板铺之,穴船板以棹桨,俟无风则出江,有风则不出。海船无风,不可动也。以火箭射其箬篷,则不攻自破矣。”这句近于白话,所说的王姓福州百姓,又比《要录》细致,具体到“开米铺为生”的交代;“见榜有希赏之心”,动机也有了,看似“细节可以创造真实”。

    李心传(1167年—1240年)的《要录》“博参群书,多所考定”,引用徐梦莘(1126年—1207年)《会编》“共计54次”。元修《宋史》时未见《要录》,无论从履历还是文本看,“闽人王某”之说脱胎于徐梦莘之书,大体不差。只是“王某”有姓无名,其个人信息之后未见增益,反倒越发含糊,这点有悖常情。

    《会编》之检讨

    邓广铭先生认为《会编》“不愧为宋金关系史料之渊薮”,但也说徐梦莘在搜集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上存在某些问题,“有些史料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”。如“粘罕以病殂”一条,“像这样明显有问题的材料照说是不应该被采录的”。

    《会编》有关献破海舟策的文字一段,前有“《(中兴)遗史》曰”,后有“《中兴姓氏录·忠义传》曰”,而此段既无注明出处,且在“二十五日丙申,韩世忠与兀朮再战于江中,为兀朮所败。孙世询、严永吉皆战死”的事目下直接走笔,显系出自徐梦莘之手的著述。

    把“闽人王某”的籍贯、职业都道明了,却不具名。若说是行文风格,或因涉事人地位低微、声名不显,故不书名,也不尽然。《会编》卷一百十九记载建炎二年(1128年)十一月,“金人寇开德府,王某守其城”,金人佯称“知府王某有文字来归附大金”,致使这位知府被自己的军民蹂践而死。《宋史》本纪则云:“又陷开德府,守臣王棣死之。”显然,《宋史》的编纂者见过徐梦莘未见的史料,所以直书“王棣”其名,但在“闽人王某”的考校上,却只好萧规曹随、不出窠臼,似能说明此乃徐梦莘一家之言,且言之已尽,是为孤证,除此无他。“闽人王某”何以至今仍“见事不见人”,也就好理解了。

    再就《会编》这两个“王某”而言,“闽人王某”的个人信息量比“知府王某”略多,说明徐梦莘治史并无尊卑之分,按其自序“悉取铨次”的原则,如有可能,想必也愿意一一赘述,巨细无靡。问题是,有些事徐梦莘的确知之未详,私人修史毕竟力有不逮。

    建炎三年,金兵陷临江军,“公之生才四年,母氏襁负走陂头刘氏家,仅免于难”(《直秘阁徐公墓志铭》)。徐梦莘是临江(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)人,可见他幼时躲避的是袭洪州(今南昌),追踪隆祐太后的另一路金兵,与“犯江浙”无干。献破海舟策一事,不可能是徐本人及其家人的亲历耳闻,何况当时他才四五岁大。

    或谓征之故老。《会编》“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”,引用《中兴遗史》次数最多,共140多处。许起山在《中兴遗史辑校》前言中说,《遗史》所记宋钦宗、宋高宗朝史实,多是赵甡之的耳闻目睹,可谓当代人写当代史,“要比徐梦莘、李心传等人更有优势”。有关对“闽人王某”的严重指控,《遗史》等书没有“拾遗”,宋元两代南京地方志未录(特别是元至正《金陵新志》在按中已见《宋史》引文,却未采“闽人”一说),徐梦莘的独家爆料抢了头香,何以在文中只字不提消息来源?“杂博”是《会编》的优点,由此也可能带来某些风闻无据之言。

    亲历人的指证

    那么,今天还能找到“金人犯江浙”的现场证言吗?还真有,那就是胡舜申的《己酉避乱录》。建炎四年三月,胡舜申(徽州绩溪人,后迁苏州)及其兄胡舜陟(南宋官员,《宋史》有传)拖家带口,被韩世忠部将董旼强行带往焦山避难。

    胡舜申无疑更有发言权。既至焦山,“时虏已破镇江,日见虏骑驰逐于江岸,坐见其焚甘露寺,但留双铁塔。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,拒虏人之出,虏船实不可出,以闸口沉船纵横也”。三月十七日晚,胡舜申独宿船中守行李,“东北风作,至夜益甚,江中飘水皆成冰”。及晓,“及伸首船外,视焦山之前,唯吾一船而已,余皆不知所在”。

    杨倩描综合史料印证,对这本书披露战事的真实性、准确性给予肯定。但因书载韩世忠携妓等事,《四库全书》馆臣说胡舜申“颇诋世忠”“未必实录”。然而,胡舜申生前从未对外吐露书中的只言片字,《己酉避乱录》终宋一代未曾面世,杨倩描认为,这恰好说明此书并不是出于诋毁才写的,而只是为了真实记录,一发对南宋初年政治、军事腐败的愤慨而已。

    胡舜申看了什么,听了什么,令他如鲠在喉?一大情形是,“始虏在镇江不可出江,即陆往建康,尝聚吾宋士大夫,令筹所以破世忠军,皆云:‘海船如遇风不可当,船大而止,且使风可四面,卒难制,如风使舟耳,卒难摇动。’虏然之。选舟载兵,舟橹七八乘。天晓,风未动,急摇近世忠军,以火箭射之,船人救火不暇,又无风,船不可动,遂大败”。

    请注意“吾宋士大夫”“皆云”两个关键词!两宋之交,朝野上下多“偷生嗜利之徒”。建康先陷于建炎三年,御营使杜充、户部尚书李棁、显谟阁直学士陈邦光,这些驻地最高军政长官早就率众降了。金人盘踞半年多,不乏“专业人才”供其驱使,何必多此一举,把军机大计搞得跟唱戏文似的,“揭榜立赏”募来“开米铺为生”的小百姓,献个跟“吾宋士大夫”“皆云”几乎一样的破法?

    退一步说,即便“闽人王某”并非乌有先生,也凑在了“吾宋士大夫”群中揭榜献策,只是这历史的共业,又岂能单单坐实到某地一人身上?唯有存真求实,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思。

    新出“福州书生”

    曾见网上有人问:黄天荡一战,为什么会有当地汉人帮助金兀朮脱险?

    有位网友答:王曾瑜先生的历史纪实小说有具体情节。献计的汉奸叫王知全,是来自福州的落第秀才,自以为在宋“怀才不遇”,便向金人献计,另开一条新河,直抵建康城西白鹭洲江面,并且按宋军的战术,赶造了大批火箭。兀朮带他回北方,但他在过江时,因得意忘形,被几个降金的南宋官员推下船淹死。

    网友这番孟浪之言,出自王曾瑜《大江风云》“黄天荡之战”等章节。书无注释,依据何在?但看“王知全”一名,显为游戏之笔,“知识全面”的书生当“军师”,上知下知,不然怎能开河、火攻的技术活全给包了。

    王曾瑜为著名宋史研究专家,观其专著《岳飞新传》不作妄言,何以在冠名“纪实小说”中多有阐发?不过,他对“闽人王某”的改头换面,反证了原型人物在可信度上的先天不足,不堪其用。《宋史》不录“闽人王某”“以火箭射”一策,或已有疑?

    徐梦莘顺带一笔,因元朝史官们“不甚措意”而仓促写定,加之黄天荡一战日后被演义化,“闽人王某”竟成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代名词,可对于这个人,谁又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    将传说、演义、史籍因袭附益,“闽人王某”“闽人乡导”“福州书生”等角色发生层累式变换,不知伊于胡底?过去说“文人不能修史”,现在看来,“修史者不作戏文”也应援引成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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